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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塞农民画

   日期:2020-12-17     浏览:108     评论:0    
核心提示:安塞农民画 安塞县是1993年国家文化部命名的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安塞农民画被国外艺术家誉为东方毕加索之作。安塞现代民间绘
 

安塞农民画

    安塞县是1993年国家文化部命名的“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安塞农民画被国外艺术家誉为“东方毕加索之作”。

安塞现代民间绘画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剪纸、刺绣、布玩具、炕围画等众多民间艺术形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民间艺术形式。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造型、技巧、色彩以及现代绘画意识掺揉变化的艺术形态。安塞农民画注重表现意境的神态。不单一强调构图、透视、光度、人物比例等,首先反映的是自己的感情,把现实美与理想美巧妙地结合起来,构想奇特,夸张大胆,意境欢快,神态生动。绘画颜色非常强烈、明快、和谐、鲜活,基调和情绪健康朴实,昂扬向上,内容充实,意境崇高。构图上以情为主、以意为主、以神为美,抽象、夸张、简练、浪漫,作品多刚柔虚实、苍劲厚润、粗犷细腻,变化丰富,古朴沉稳而不浮夸,清新浓艳而不失典雅。外国专家赞叹中国农民画在表现手法上比毕加索还毕加索。

1981年,安塞农民画54幅在中国美术馆展出。1982年,安塞农民画7幅在法国独立沙龙展览。1985年,10幅作品赴法展出。《人民画报》《人民日报》都曾专版介绍安塞农民画。1988年全国农民书画大奖赛上,薛玉琴《牛头》获一等奖,高金爱《伏虎》获二等奖,白凤兰《毛野人》、曹佃祥《十二生肖》、张芝兰《毛猴抽烟》获三等奖。1992年,李福爱的《春播》、常振芳的《牛群》获全国民族文化博览会一等奖,马国玉的《乡情》、张凤兰的《养蚕》获二等奖。1993年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展上,张凤兰的《架牛》、薛玉琴的《牛头》、李秀芳的《端午节》等作品获奖。高金爱被陕西省文化厅授予“农民艺术家’’称号,当选为陕西省农民画协会副主席。21岁的安塞姑娘马国玉被吸收为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会员,并被定为年龄最小的民间艺术家载入纪录。

安塞农民画登上艺术殿堂后,又成为国内外旅游市场和收藏市场日益走俏的商品。仅1989年,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就达40余幅,省展览馆收藏24幅。法国、美国、瑞士等外国友人及国内美术收藏家购买达110余幅。1993年,安塞县文化馆在深圳“安塞现代民间美术展”上一次性拍卖成功,获益4万元。


安塞农民画的特点

地域传统的承传:安塞民间绘画同陕北地域文化一脉相承,有着深刻的自然、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安塞民间绘画受到陕北特殊的地域文化、包括陕北宗教文化、民间文化以及安塞腰鼓、信天游等群众文化的影响。安塞地处延安之北,是古代军事要地,取意“安定边塞”而得名,境内的芦子关早在唐宋时就建造五城,以护塞外,当地至今流传着“芦子关,芦子关,风萧萧兮延水塞,安得壮士控北藩”的词句。因此,从安塞民间绘画中明显融汇着这种特殊历史条件和特殊地域下形成的粗扩豪放、雄壮昂扬的气势,其中既有关中文化的影响,又有塞北文化的渗透。安塞人世世代代生活在漫无边际的丘壑、山岗之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逼迫中经受着生存的磨砺,从而激扬了生命本体的精神张力,造就了浑朴宽厚、强悍而富于创造的品质。

安塞农民画作品粗犷凝炼的线条、浓烈的诙谐的色彩、雄壮浑厚的形象、崇高美妙的意境、随心所欲地行笔运色,无不承受着这种精神品质的遣使。安塞民间绘画既然根植于古老民间文化的沃土,它与新时代新文化观念的融合,必然移植了这块土地质朴纯真的品性,同时又洋溢着新文化的精神风采。民间艺术家们以他们特有的眼力和手法,多角度地观察表现丰富的生活和陕北黄土高原发生的变化,使我们油然品味到陕北人民对自己的土地的热恋之情,善良淳朴且根深蒂固的乡风民情,以及面对现代文明迅速的参与意识。从作品的形象神韵中,我们不仅品味到她们的精神品质,同时也觉察到苦涩的余韵。《牛头》是一幅象征性的作品,作者以饱满的构图、热烈的色彩、富有装饰趣味的手法,塑造出了亲切、温和、忠厚的老黄牛的形象,使人感到一种美的力量。《回娘家》表现了青年男女爱情幸福:新郎送新娘回娘家,行至高梁地中,新娘在毛驴上回眸妩媚,新郎前去多情,被毛驴一脚踢来,幽默生动,令人回味无穷。《猴吃烟》的妙趣,《养蚕》姑娘的纯真可爱,《伏虎》老汉的威武劲健,《大公鸡》的雄健有力,《猪头山》的乡间气息,都以真挚的情感传送着她们生活与精神的信息。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安塞地处陕北一个偏僻的县城,交通不便、信息阻塞,这一面造成了安塞今天经济的落后,另一面却锁住了民间艺术的古老传承。据文物发掘显示,历史上这里并不是一个文化落后地区。相反这里的文化积淀非常丰厚,这里曾经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远在新石器文化时期,这里就大量活动着我们远古的先民们。资料记载在1987年的文化普查中,在安塞有文物点330处,古文化遗址有178处。其中,仰韶文化遗址12处,龙山文化遗址160余处。远古文化遗址如此集中,说明当时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是适宜先民们生活的。

除了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还有大量的汉墓,70余座北魏、唐宋时期留下来的佛教石窟,说明在唐宋以前这个地方与外来文化交往还是很多,包括佛教都在这一带盛传。后来由于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演变成梁峁地貌,逐渐带来交通上的阻塞,使当地的文化在保持唐宋以前文化的基础上,独自较封闭地发展酝酿,不仅塑造出自己特有的风格,而且还保留下了远古时期和汉以及唐宋时期的许多文化艺术因子,靳之林称之为“中国上升时期的文化”。

在当地的剪纸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岩画,汉代的画像石,唐宋的雕刻、绘画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安塞著名的剪纸和绘画题材“蛇盘兔”,在山西陶寺夏墟遗址出土的彩绘盘蛇陶盘中就有体现;张凤兰的《揽羊娃娃》与“东周春秋大午戚”如出一辙;白凤兰的《牛耕图》、徐桂花的《割玉米》、王占兰的《奔马》和同样题材的汉代画像石上的纹样比较,无论是构图还是黑白的对比手段都有不少相同之处。这一带还保留了不少北魏和宋代的佛教石窟,说明在那一时期,这里和中原的交流往来还是很多的,因此唐宋一代中原的文化对这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其剪纸和刺绣中都隐约可见。但元明清时期的中原文化对这里的影响就不大了。其原因也许是在元代和清代,这里不再是重要的军事要塞。也因此,这一带不再受到当政者们的重视。险要的地势使这里交通不便,土地贫瘠、气候恶劣、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使这里很少有外来人口进入谋生。正因为如此,元明清以后这里极少与外界交流,其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的发展显示了较多的独立性。其证据是许多在中原民间文化中常见到的反映吉祥如意的纹样在这里却很少见到,如缠枝莲、凤穿牡丹、福寿安宁、添福添喜、福禄寿三星等。常见的反映道教文化的八仙、八宝图等,反映儒家思想的五伦图、二十四孝图等,反映文人生活和气节的竹林七贤、东坡爱砚、羲之爱鹅、茂叔爱莲、渊明爱菊、岁寒三友、梅兰竹菊图等,还有反映加官晋级思想的一甲一名、一品当朝、官上加官、五子登科等都很少见到。至于流行一时的文学故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厢记”等画面在这里也几乎不见。

如今陕北的地方特色还体现为民歌与民俗入画,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许多画家喜欢采用陕北民歌的题材进行创作,展现民歌中所唱的故事、传说和场景。例如《三十里铺》、《走西口》、《瞭哥哥》、《赶山来的哥哥回来了》,还有“上河的鸭子下河的鹅,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等等不一而足。陕北地方民俗比如结婚“上头”的习俗,由迎亲的与送亲的两位妇女为坐在炕上的新郎新娘上头,具体的做法是将新娘的头发在新郎头上梳几下表示白头到老,而炕上摆着金色的宝斗,斗里插着黄色的长钱,还有成对的枣和桃,谓之“双双枣,双双桃,双双儿女满炕头”。

妇女文化的显现:安塞农民画的创作者我在这里暂且称之为女性非知识群体,在这一点上它区别于户县以男性为主的创作队伍和金山以有知识的女性为主体的画家群体。

这样一批画家承传了许多传统的女性文化的基因。一些妇女文化的符号在他们的创作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例如画一只老虎,她们惯于将其眼睛修饰成蜜蜂、臀部修饰成玫瑰、身上遍布花纹等;再比如高金爱的获奖作品《多喜》,她将喜鹊们栖息的树画成石榴的形状,包裹着一群小喜鹊,石榴是多子的象征,这隐约传达着女性古老的生殖崇拜的意识。还有有名的“抓髻娃娃”,一手举鸟,一手托兔,鸟代表阳,兔代表阴,其表现的不仅是中国从原始时代就萌发的阴阳观,而且还是一种原始生殖崇拜的遗存,因为只有阴阳结合才能产生生命。又如已经去世的曹佃祥老人所剪的《鹰踏兔》也是如此,鹰是鸟中的英雄,鸟在这一带有很深的寓意。在安塞发现的不少新石器属于庙底沟型的彩陶,庙底沟型彩陶的一大特点就是鸟纹很多,就像半坡型的彩陶是以鱼纹为主一样。由于鸟纹的广泛应用,其上面的鸟应该是当时一个原始部落的图腾,而在原始神话中称太阳为“三足乌”,因而崇拜鸟的原始部落实际上是崇拜太阳,因为鸟是太阳的象征,在当地民间也称太阳为“鸦”。所以鸟在民间是象征阳性的,鹰是鸟中的英雄自然是阳性的了。而兔是代表月亮,月是阴性,兔自然也代表阴性了。“鹰踏兔”是喜花,是结婚时所剪的花,其寓意是男女情爱。这类符号在安塞农民画中比比皆是,非写实的装饰图案正是来源于妇女文化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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